时间回到今年1月，位于义乌的四家外贸企业集中向斯里兰卡出口一批家具。为此，他们委托义乌当地的A货代公司办理业务，A公司转而委托B货代公司向船公司订舱。

按照原定的安排，这批家具将于2月初运抵斯里兰卡科伦坡港，并交付给当地收货人，外贸企业也将按期收工开始春节假期。

然而，一场突如其来的危机打乱了节奏：因A公司与B公司之间发生业务纠纷，货物抵港后，B公司一气之下扣留了十四票海运提单，其中十票提单就涉及这四家企业的全部家具，货值达四百余万元。

“提单若不能及时取回，货物到了目的港也无法交付。”外贸企业负责人心急如焚，“离农历新年不到一周，若年前无法解决，年后将产生难以估量的滞港费、滞箱费等额外费用，商誉损失更无法挽回。”

情势突变！四家外贸企业紧急向宁波海事法院申请海事强制令，请求B公司交付被其扣留的提单。

这些提单是货物的“通行证”。没有它们，货物只能滞留在目的港无法清关。时间紧迫，必须马上行动！

承办法官仔细分析法律关系链条后认为：这个案子不仅涉及这四家外贸企业，还牵涉多家货代公司，如果处理不好，可能引发连锁反应。

“扣留提单不是解决纠纷的正确方式，反而可能从有理变无理。”在收到材料的当天，法官联系上B公司负责人，耐心释法明理，“如果造成货物滞港损失，还要承担赔偿责任。”

“我们可以交付提单，但A公司必须给我们一个说法。”B公司态度较为强硬。

与此同时，法官也与A公司取得联系，引导其妥善处理与B公司之间的纠纷，避免面临货物滞港损失扩大的风险。

从法律后果讲到商业信誉，从眼前利益讲到长远合作。经过电话、微信反复沟通，B公司态度逐步缓和，纠纷化解的曙光就在眼前。

此时，法官又注意到：在因扣单受困的十四票货物中，除了四家义乌外贸企业的十票家具外，还有四票提单的货主是一家来自香港的外贸企业。根据法律规定，香港企业委托内地律师参加诉讼需要办理公证认证手续。但他们在春节前难以及时完成，司法救济之路受阻。

此外，这五家外贸企业同时期还通过B公司出运了其他货物，货值亦达数百万元。这些货物尽管尚未签发提单，如今也笼罩在滞港的阴影之下。

“这些问题如果不解决，将会埋下隐患，引起新的纠纷。”法官决定主动扩大调解范围，争取将这几起“计划外”的潜在纠纷一揽子化解。

在法官的主持下，五家外贸企业与两家货代公司面对面坐下来，逐项核对协商。经过整整两天的沟通，各方达成和解协议：B公司当场交还全部被扣提单，并积极配合A公司和五家外贸企业提取所有货物；针对两家货代公司之间的纠纷，A公司向B公司提供了一定数额的担保，双方后续还将进行磋商。

“当一叠叠提单重新回到我们手中的那一刻，我们心中悬着的‘石头’终于落地。”外贸企业负责人激动地说，“更没想到的是，法院还主动帮我们把其他潜在问题也解决了，我们踏踏实实过了一个好年。”